二、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形式
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岗山岁月，即从秋收起义到第二次反“围剿”；第二个高潮是从1934年秋到长征结束，且多半是在变幻 莫测凶险异常的行军途中，于马背“哼“出来的诗；第三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时期，即50年代到60年代初。根据这几个创作高潮的此起彼伏，其诗词的结构形式也随之变化。
笔者认为毛泽东诗词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四：
(一)“词牌式”。这主要是在第一个创作高潮期。几乎全是填词，如菩萨蛮、沁园春、西江月、清平乐、采桑子、如梦令、减字木兰花、蝶恋花、渔家傲、忆秦娥、虞美人、贺新郎、十六字令等，大都创作在这一高潮期。
(二)“近体式”，或曰“格律式”。这大多创作于第二、三个高潮期。我国这种诗的体式始于唐初，是从远古诗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诗体形式。这种诗体是在字数、声韵、对仗、对粘方面都有格律规定，它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绝句主要是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两种；律诗除八句的五言、七言外，还有长于八句的排律和只有六句的小律。小律为三韵，较长的排律尚可换韵。毛泽东的“近体式”诗主要是七律和七绝面世，且为数不算多。由于这种格律诗要求甚严，对创作的束缚大，所以毛泽东对这种诗体特别认真，正如前面所举的三改《长征》诗例一样，力求于精于深于新。
(三)“古风式”。这也在第二个高潮期。就以1937年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的《祭黄帝陵》为例，不难看出该诗创作的激情和艺术功底。这是一首四言古风，从“赫赫始祖”到“皇天后土”，共计五十六行。其中“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等诗句，实可谓震撼人寰。它完全可以与《诗经》中的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王维的《酬诸公见过》以及两汉、魏、晋的一些优秀四言诗媲美。
(四)“现代式”。严格遵守格律，但又敢于推陈出新，这是毛泽东诗词的另一形式美。这主要是在他第三次创作高潮期。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生活纷繁多样，新的词语，外来词语不断增多，语音发生不小变化而适当放宽格律、韵律而推出新的结构形式。如在七律的格律形式上，放宽到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在押韵上不强求106韵，而只要符合十三辙便行。毛泽东的律诗和个别绝句基本上按这种新形式创作的。在他的后期所填的词也用了不少新词浯而放宽词牌要求。如《念奴娇·鸟儿词问答》就显得尤为突出：“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雀儿答道……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等等。简直像随便说话似的写将出来。以致晚年的郭沫若也按此新体写过一首《水调歌头》的词，即有“大快人心事……拥护党中央”之类的句子。
三、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
总起来讲，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似乎给人这样的感觉：挥洒自如，无意刻求，却效果颇佳。用李白的话说，乃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当然是“功到自然成”的高度表现。达到这种“高度”，便必然形成他特有的艺术风格。下面浅述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几种表现：
(一)“玄言诗”风格。西晋末年至东晋年间，社会上盛行一种诗与哲理结合的“玄言诗”。历来文学评论家对“玄言诗”持否定观点者居多，笔者不敢苟同。当然，这里不是说毛泽东模仿晋朝的“玄言诗”而作，他初期写的一些“言志”的诗，自然形成了一种“玄言”的风格。如打破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蔑视礼教，反对并决然奋起推翻统治者的超前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玄言”风格的表现。如在《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作品中便可窥见。
(二)“豪放诗”风格。这种“豪放”型风格。早在唐诗起蒙，后在宋词长成。李白、杜甫，自居易，苏轼、范仲淹、辛弃疾……在诗或词的创作上，都是感情炽烈、性格豪爽、放荡无羁，以致成为流传千古的诗人和词家。毛泽东具有“豪放诗”风格的例子很多，无须列举。我们仅从毛泽东与他的老同学周谷城的一次谈话中可见真谛。
1961年“五·一”节后，周谷城应约写了一首《献衷心·五一节晋见毛主席》的词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其词曰；“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