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作品不知所云，在他们内部，相互间也是难于理解的，因此文学也就完全流于混乱，所谓的派别，只具有反抗社会的意义，表明了一批人不甘心被物质统治，被科学统治，而人反而不重要，从而反抗这一业已形成铁的规则的社会的决心，至于文学，此时只具有反抗的道具的意义，而它本身，在这样的反抗中则全面牺牲。西方文学的失去方向，并不只表现在这几个派别或潮流中，而是一个共性的社会现象，其典型表现，便是今天一个潮流，一些流派，明天又是一个潮流，一些流派，互相否定，互相扼杀，自身也难于生存，难于发展，以至于到后来，全面沉寂下来，在社会层面看来，基本没有动静了。当存在都成为难题，所谓方向，也就无以谈起。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学可以或此或彼，丧失了它的方向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与理性的社会不能兼容，走到了覆亡的边缘？

走到这一步，乃是民主政体和与它相生相伴的纯商业社会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纯西方文明独自演进的必然。民主体制是历史上所有体制中最优良的体制，未来社会，它仍将持续，可以说，它的核心内涵，将和人类的未来一样久远；但是，它同时有着天然的弊端。这就是，在人们都享有公平的权利的同时，所受的制约也达到最大；由于这种制约，就使得社会中的人向各个方向，各个领域分散。社会本来是个统一体，人的群体性本质和追求无限的本质本来追求群体中无限的高端，越过之后，再向掌握生死的神祗争权，但是彻底的民主，人与人互不买账，却使这统一体在实质上并不存在，而制约的最大化，又使任一权力都并不能达到人从本质上向往的高端，现实既不能，就导致人们向各个方向、各个领域扩散。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迅速现实化，基本都成为现实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越来越没有空间。民主政体的发展，是个逐渐的过程，到近现代，以美国民主政体为标志，它发展到了极端。而在此期间，由它的本质必然派生，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也发展、发达起来，到现当代，如同民主政体，也发达到了极端形态。这两者，民主政体和纯商业体系，都促使人们越加现实。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是如何使人们越加现实的呢？在此一体系的发展之初，是民主对人的制约和另一方面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导致许许多多人把主要精力用于追逐财富，此一动力，再加上民主政体下必然更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样的原因，另一些人分散到了科学领域），两者互为动力，互相促进，共同携手，就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发生质的飞跃，迅速发达起来。到此一步，整个社会都被串在了商业体系的链条上，人们在其中劳动，从中寻求生活，也以之为目标，追求自己的成功。然而，商业并无普遍的道德基础，它并不与群体相联系，纯自利，才是它的本质，置身其中，处处是纯自利的交锋，就此，人很难滋生理想主义，所见都是人卑下的一极，人，也就不可能不现实。问题是商业已笼罩全社会，它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如此，如同民主政体，它象空气一样挤占着每一个缝隙，堵塞了理想主义的所有空间。当然，并不只是这两个原因。由于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从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向选民妥协，而选民，就是业已现实化的一般人民，因而政治并无提拔理想主义的功能，而是向下倾斜，沦落为纯粹维护人们形而下生活的工具，此即，它自身本当具备的崇高性质不但几乎难于存在，而且被迫象链条一样把完全现实化的社会越收越紧，变得象钢铁一般稳固坚实。而社会既已成为商业社会，人们丧失了足以让人安闲的土地，不得不为生存（也为荣誉）投入到商业竞争中去，难于自由支配自己，也是人们不得不现实的原因。总之，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各种因素都逼迫人们现实，相应地，理想主义则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完全现实的社会相适应，则是娱乐业的异常发达。为什么呢？理想既已远去，生活紧迫而现实，人们也就更加需要娱乐，靠它填塞空虚，也靠它消解竞争的疲累。这是一般社会基础，而文学艺术从业者们呢？他们的作品需要读者、观者，要得到社会承认，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一世情，因而，不得不跟进；而完全的市场化，纯粹为生存，他们也唯有如此选择，这导致，文学艺术的基本方向，都以迎合为特征。从而，电影电视，这能直接带来感官冲击的艺术发达了，当然，也主要是能带来刺激，带来娱乐的那一部分，即人们所说的商业化影视，小说，则是讲猎奇，讲悬疑，讲色情，讲武侠的还能够流行，带有更高精神意义的，则消失了踪影，诗歌呢？因为它天生是以精神为依归的，无法带来娱乐，带来刺激，则到了几乎灭亡的境地。

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集中反映，它天生是理想主义的，当现实如此，文学中人怎么办呢？一般人，并不是其本质就与文学中人不同，两者完全一样，但在面对现实时，差异出现了：一般人，知道现实不可违拗，把理想视为幻想，接受了现实，现实虽然残破，但有限的人生只能如此；始终坚持梦想的文学中人呢？他们就难过了。铁一般的现实不可突破，而他们还依然坚守初衷，这就出现了唯有近现代才有的独特现象：对文明、对理性，对维持文明和理性的人类语言进行毁灭式打击，企图破坏现有社会的一切合理性达到突破的目的。当这样做的时候，既是在破坏现存社会，也是在毁灭自己：文明、理性、语言，是造成现有秩序的基础，但是它的另一面，却也是破坏者本人得以立身的依据，当选择了和文明、理性、语言对立，便和社会不能共存，同时也就孤立了自己，和社会相距越远，文学，以及欲以文学立身的人们，也就更加衰微。但走正道不行，又能如何呢？破坏，但表达了他们反抗的意志。另一些人，则完全选择了顺应。这就出现了以科学、理性对待文学，对待人类精神的现象，即社会既已如此，文学表达人类意志的功能难于实现，一些仍然关注文学的人就把它当成了纯粹的客观物，象对待自然一样，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研究，这就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一类文学潮流，当人不存在，价值、意义一类精神的东西不存在，文学作品没有高下的分别，只有结构，于是都来研究结构，更深一步，则是结构也不存在，任何表达的功能都成问题。以结构来对待，就已经消灭了文学的根基，进一步连表达的意义也否认，则消灭了任何欲表达的可能。这样一种文学态度，既是对现实的顺应，但也是某种反抗，尤其到了解构主义，就走到了几乎和超现实主义相同的道路，只不过未明言反抗而已。一切表达的可能都没有，这不是以客观研究的姿态表达内心深处的反抗企图呢？这种反抗，是消极的，但也发人深省。

反抗的，反抗过了，就象在大海中投进几颗石子，瞬时也有几朵浪花，过后，是更久远的沉寂，而世界跟随着西方文明的步履，还在继续推进，这就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文学，还需要方向吗？要方向，就意味着人们还需要它，它还能复兴，之后，才是具体的方向问题；另一种可能呢，则是它的消失乃是人类正当演进的必然，那么，就得确认现存世界为合理，既勿须谈文学的复兴，更勿须谈它的方向，我们接受这只比动物更高一级的，梦想低微的生存。

这另一种可能，已经是现实，问题只在，需不需要改变，不改变，人，能否容忍，人类的下一步，将走向哪里。为此，我们得分析近现代世界的实情，文学的沉寂只是一个阶段呢，还是将恒久如此。

这样的分析，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作过。人，能否真的作到象动物一样生存，维持一般生活，把梦想都放弃？人，真的不需要精神支撑？真到了那一步，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人们适应现实，这是事实，但适应有个限度，当现实把梦想的空间都压碎，人们，必然普遍地不能容忍，反抗，最后改变境况，就是必然选择。然而近现代的西方世界，却并非没有梦想的空间，所谓文学衰微，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亦即，文学沉寂了，失去了它的方向，社会却有方向，并且仍然有活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就同时产生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壮大的大多数岁月里，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和信奉者们，始终和他的对立者——无产阶级的反抗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无产阶级凝聚起来，有庞大的严密的组织——国际共运，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种斗争则演变成两大阵营的殊死搏击，这时，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们，视他们的原则为信仰，要同他们视之为专制黑暗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维护者们进行搏斗，又怎能说他们没有精神支持。这样一场涉及整个世界，两大阵营营垒分明的持久搏斗，乃是二十世纪最壮观的景象，直到上世纪末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为标志才宣告结束。而在此期间，非共产主义的一切专制政体，也在它的攻击之列。一方面要推翻专制，把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扩广到全世界，一方面要拓展它的商业体系，既以此实现自己的“抱负”，顺带也让他们视为封闭、落后的民族“享有”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都不能说没有精神的力。社会是分层次的，有塔尖，有中层，有更为广大的下层，当社会的骨干力量执行着他们和多数民众的共同意志，保护他们的民主，他们的权益，他们的价值观，并且竭力向外扩展，展示他们的优越，一般民众有了依附，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信仰——虽然它显得残破。有了精神的主干，则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作为就可以稍稍随意了，虽有种种欠缺，人们以生活只能如此自慰，并非就压抑到过不了人生。此时的实情是，大多数人接受了社会松散，人生而有限的现实生活，按自由的规则去追求各自虽低，然而实在的目标，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竭力向外扩展，通过外倾补偿内在的不足，显示生命的力量；然而文学中人呢？他们生活在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限制的最大化和社会价值观的转移（主要在物质领域拼争）却使他们追求完满的梦想遭遇着冰霜，人生，寒冷到彻骨，所以才有社会物质水平空前繁荣，而他们却不自量力反文明、反理性，欲予现存社会一切合理性以毁灭的现象。

但是随着对峙结束，外部敌人不再存在，情形又会如何呢？这时，内部的矛盾就会充分显示出来，整个国家，整个西方阵营，都会失去方向。当民主的价值观推行到世界各地，商业体系的扩张完成，整个世界不再有严格的外部，外倾无以使力，平庸，就会成为社会的基本状况，到此时，不论任何人，精神的空间都空前缩小了。一个国家，它的方向是由其中的先进分子决定的，如果处于智慧和勇气前沿的他们都没有方向，整个国家也会失去方向；普通民众，其精神依附于国家，依附于他们的代表——先进者们，国家没有方向，领头者们没有方向，他们也会失去方向。所以世界发展到此一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胜利，再没有对立者，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充分暴露，人类向何处去，如何重新拥有精神力量，就成为新问题，此时不再是文学中人，由领头者到一般人民，逐渐都会感受到严霜。

那么，文学需不需要复兴，需不需要方向呢？显而易见。当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欲以无视或破坏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人的文明来解脱自己，或给完美的人以出路的时候，周遭都是铜墙铁壁，欲有作为，最终只能送文学入死胡同，而到了当今时代，人的本质欲在社会伸展，普遍遭遇着堵塞，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未曾显现但昭然若揭的时代趋势推动着文学从冬眠中醒来。人，始终要有一种精神，始终要追求有价值的人生，它可能是变形的，但总要有，而到了普遍茫然的时代，四周封堵，不能妄造一个敌人，不靠文学靠谁？文学的本质，正是人的本质，而且是其最高本质，当那些杰出人物以文学表达无限的生命，他们得到呼应，从而也就替代性地实现了自己，而一般人民呢？他们没有杰出者的才能，没有那宏大志向，但人心相通，他们受到感染，也就给自己增添了无尽的力，无尽的在生活中搏击的勇气和信心，社会互相感染，由处于前沿的人们带领，整个人类又会有方向，人们仍然各有目标，但有一根精神的主轴，始终贯穿人类心灵，延伸于永恒的时空里。

由此可见，当世界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就有了复兴的条件了，当然也就需要方向，如何得以复兴，如何来解决人类精神勃兴的重大课题——决定着它应有怎样的方向。

那么，方向是什么呢？具体落实到中国，又该如何作为？是否需对过去的作为作调整？这又须针对过去的方针和今日中国的处境以及它应有一个怎样的未来进行分析。

和西方世界文学的茫然和散乱不同，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却有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艺的大众化，它有明确的钢领、内涵，长时期统领着文学的发展，引导着文学的走向。

对此一文艺方针当如何看待呢？

文艺的大众化的实质，就是以大众的感情、境界为依归，写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追求，这个大众，并不是历史以来的大众，也不是今日以自利为追求的大众，当然更不是西方世界的大众，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拥有共同理想——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众，显然，这是特定时期的大众，在当时严格区分阶级的条件下，它的主要成分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及其领导干部，其次则为接受了革命理想，愿为大众的共同事业奋斗或至少愿意追随的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等非剥削阶级群体，当然，首先是前者。由这一特定时期大众的性质不难看出，所谓文艺的大众化，其本质就是文艺的功利化，即以文艺为政治的工具，当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革命人民向着解放人民自身，建设强大的中国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目标前进时，通过文艺凝聚革命的人民，表现革命的人民，高扬他们的士气来推动这一进程。文艺的功利化，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都有明确表达，显然，对于革命领袖们来讲，这乃是正当的要求。

那么，这一文艺方针是否正确呢？就当时的特定背景来讲，是应当肯定的。

文艺，纵然是为表达自身，或表达群体，它的总的方向都是解放人，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当到了必须以政治手段集中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时，它的加盟，加快了解决的进程，巩固了解决的成果，无疑在根本上符合文艺的本质。相反的来讲，如果文艺和革命的总目标背道而驰，或各行其道，互不相干，那么要么抵消了革命的努力，要么分散了力量，分散了注意力，革命并不能迅速推进，最后革命的事业必受到相当程度损害，这时，即使艺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大局受到损害，并不符合文艺的最高目的。所以，文艺并非绝对不能功利，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是否为正当，革命是否为正义，它是否确实出于群体的深刻需要，如是，它的助力甚至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都甚为合理。而从近现代中国的实情来看，人民贫穷，国家衰落，非以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想化，正是解决的良药，所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以及随后的建设，是完全正当的，出于人民和国家的深刻需要，自然，文艺附从于这样的革命，也就正当，也就必要，从而，这保证了它的总的方向的正确。

但是，这样一个方针是恒久方针呢还是只是适于特定的时期？这就要作更深的分析。

大众化，要求以大众的思想感情为依归，对于诗人作家们呢，则要求他们作改造，直到达到大众的境界，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言行，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说诗人作家们是一类人，工农兵大众又是一类人？同样是人，为何如此，难道是有不同的本质？或者都一样，不一样的都是现象上的东西？人，就其本质来讲完全一样，都追求最大的实现，而且是在群体中的实现，当现实满足，无以再提供，则独剩精神仍向无限处飞腾。虽然人的内在本质都如此，可处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地位，表现于外的理性要求却不同。当人仍在贫困中，或处于贫困的阶层，其要求首先就是社会公平，人有基本的温饱，保持人作为人起码的自尊心。这样一种要求，当社会相对均衡，人们有通道实现自身时，人们都是作为个体通过不断奋斗来解决，越过基本的均衡线，再向上跃升，但是如果不平衡积累下来，到了一个严重程度，底层的人越加贫困，并且跃升的路由于不平衡的严重积累也堵塞，这时，底层的人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团体的方式冲破障碍，争取其基本的权益。由于一种必然的原因，处于底层的人群总是占社会的大多数，所以他们的联合，相当有力量，往往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无论他们成功与失败，社会格局都会因之而改变。整个文明史，都可以看作这样一部斗争史，先是相对均衡，逐渐积累到不均衡，然后经过剧烈的革命，剧烈的斗争，又达到相对均衡，再积累到不均衡，再斗争，又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社会，反复如此，不断更迭，发展到现在。和处于个体时有所不同，当底层人民凝聚为团体，为改变共同处境而奋斗，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比纯个体时有高度的提升。这表现为，利他常常超过自己，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情感，它压倒了卑微，压倒了琐碎，人们的精神境界，因之而更纯粹。为什么如此呢？当凝聚为团体，团体中的任何人，都因为共同目标而成为同志，他们的奋斗，同时也为着自己的目的，利他就是利己，他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爱，范围扩大了，所以利他精神普遍流行；而团体的存在，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过去属于飘渺梦想的东西，现在如此清晰，人本来就有的对无限的追求化为现实，所以人能感到神圣。这样，人们的精神境界，普遍都更纯洁，更壮阔。而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对处于贫穷和弱者地位的人们的平等要求作了提炼和升华，更加成系统，更有说服力，此时的革命，正是在此一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进行，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宏伟目标不断对大众进行着教育，对其思想不断予以提高，自然，他们的境界就更加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人，诗人作家们为什么与大众，尤其革命的大众并不等同，还须自我改造理解他们，融会于他们，再作他们的代言人创作大众化的，革命的文艺。当然，即使并无革命，并无团体，一般大众与诗人作家也并不完全等同，他们长期处于下层，身历磨难，更为质朴，也更有同情心，不过这时的大众尚处于奋斗的起点或行程中，孤立地向上攀登，他们还须诗人作家来启蒙，来引领，而到了革命中，他们已有远大理想，有自己的杰出领袖，成了革命的主人，革命的主体，境界，由于革命得到净化和提升，这时，也就须诗人作家来附从他们，共同壮大革命声威，促成革命理想的尽早实现了。

大众化方针的提出，本来为着革命目的，以文艺为政治目的的达成服务，以文艺来凝聚大众，鼓舞大众，宣扬先进，教育落后，造就一个坚强的革命整体，但同时，在它的指引和规范下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品，即出于上述原因。即，本来为着解放的目的，但同时造就了浓厚的理想主义，革命，成为宏大理想的沃土，而文学，根子上是理想主义的，两者十分契合，于是在革命的进程中，感染于革命，融合于革命的诗人作家们，创作出了不少的杰作。因之，排除在政治上的贡献不说，艺术上，它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但是，矛盾在一开始就存在着。

矛盾的根源在，作为阶段性的消除贫困，消除差别，达到均衡的理想是否足以作为终极理想？通过革命决定性地消除积弊，使社会总体性地归于平等，是能做到的，但，之后呢？和历朝历代革命后社会还归它的本来属性不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把人们阶段性的平等要求当作终极理想的，而他的后继者们的行为更加激进，是要持续地不容中断地把这种设想从开初推行到最终完成，也就是说，这种设想如果在马克思那里是等到几百年几千年后物质极大丰富了实行的话，他的继任者们则把它立即推行到了现实中，解放了，就得把解放的壮态恒久固定下来，维持在解放时的形态。这样，人们阶段性的追求就成了最终结果。现实是这样了，可人的本质认可不认可呢？在追求解放的进程中，底层阶级目标一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不足以影响整体，也不足以动摇信念，革命阵营，既广大，也可谓坚如磬石，而当解放实现，对立的阶级消灭，作为社会主人的业已是原来处于下层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又如何呢？如果按照每一个人的内在规划，他们仍然追求上升，追求在群体中脱颖而出，追求更大的利益，可是这样的追求被领导集团限定了，他们当初阶段性的追求平等的要求被当作了终极制度，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些有才能的人迅速适应了新形势，仍然竞争，但把战场摆到了内部，这从正面来讲可以看作应有的上进心，但也免不了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熟悉内情的人，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不纯洁；而占绝大多数的才能平常的一般大众呢？则表现出了空前的懈怠，在农村，是出工不出力，生产始终上不去，工厂里，情形差不多，量上不去，质量也不行。如果按追求解放时的积极性来看，不应如此，按那时的热情，物质产品应当比资本主义阵营更丰富才对，但事实不是这样，不但比不上资本主义世界，连温饱也不能解决。反差为何如此大呢？追求解放，是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把占总人口极少数而财富却占社会大多数的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分配给贫困的大众（资本家的财产是收归国有，间接性地部分予以工人：工人更有保障了，是明显的既得利益者），直接与自身利益相关，而解放后，集体化大生产虽说也与大众相关，但由国家或集体统领，再由国家或集体分配，利益已不那么直接，大众不能直观看到，不能直接感觉到，积极性就下来了。反观土地承包后的情形，就更可以看出问题：土地承包后，生产立即就上去了，不但可以吃饱喝足，还有大量节余。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大众并非天生积极，并非天生的利他主义者，大众的人的本质，乃是任何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追求利益、权力的最大化，如果社会行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追求，顺乎他们的理想，他们会很积极，并为了共同利益表现出浓厚的利他性，而如果与他们的利益并不相关，不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之内，则不论社会如何鼓动，都不能调动他们的热情，出于政权的强大压力，也出于解放时作为既得利益者应有的感恩，他们不明言反对，但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冷漠，他们的抗拒。面对这样一种人的自然属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采取的办法是不间断的教育，以及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的运动。运动，或许并不都直接针对大众，但大众自有他们的代表者，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内在要求被能说上话，能当权的更为实事求是的权威人士看到，这些权威人士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开道，自成一个派系，遂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统共产派整肃，所以运动一轮又一轮，即使并不针对大众，但打击的，是大众出于人的自然本质的追求。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为标志，达到顶峰。文革的发生，具有深刻必然性。假如不搞文革，或与文革类似的之前的一次次运动，则人的自然本质必然普遍成长，那么，由此展开的人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均衡的重新出现，又是贫富差距拉大，之后呢，人们的政治要求也会提高，必然追求政治的民主，这是成系列的，最后必导致共产主义均衡理念的破产。文革，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理念为背景，以强力为后盾所进行的同人的普遍本质的最高层次的交锋，以人在贫困时的阶段追求为最终限定，同人的自然本质作终极裁决式的战斗。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特殊时期表现出巨大热情，表现出崇高精神境界的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及来自于他们的兵士，并不就是特殊人物，他们仍然有人的通常本质，追求解放，追求均衡，但均衡实现后，还在追求，这种追求，决定于个人具体的能力，也决定于社会仅能提供的高度，然而决不限定在仅仅满足于均衡。然而这种追求一旦越过了线，不再是追求解放时所遵循的均衡原则，则被当时的当政者严厉禁止。所以，大众化，供以化的大众是特殊时期表现出特殊现象的大众，那个“大众”刻印在领导者的头脑中，成了固定的模本，就用以指导制定此后任何岁月的政策。大众也是变化的，他们不断追求解放，实现基本的温饱的满足，基本的平等的满足，在他们内心来说只是解放的第一步，此后，还追求超越，追求在人众中的更大的快乐，但变化后的大众虽还是那些人，却不再是“大众化”此一概念所认定的大众，“大众化”，严格限定在革命岁月大众表现出的共性现象上，这从几十年文艺政策一以贯之的施行可以明确看到。

大众是变化的，而“大众化”却是从特殊现象中抽取出来的恒定概念，用此一固定的概念指导文艺创作，就致使文艺界发生了很大的困惑。

这就说到了另一面，即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积极成果，以及仍然诞生了一批杰作，文艺由于此一路线所遭受的更大的牺牲。

作品是由作家写出来的，作家为什么写呢？是出于他的情感，他的意志，而他的情感，他的意志要求他这样做，说明他已经进入了角色中，进入角色中，就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生命的正常逻辑，笼罩全身，为何有那远大理想，从前如何，现在如何，前因后果，都会联翩而出，这样写出的角色，作家自己放得了心，他才会有激情写出。而这样写出的人，是否恰恰符合业已固定了概念的“大众化”或英雄化，高、大、全的外在要求呢？当革命风起云涌之时，确实出现了许多有远大理想，有崇高使命感的英雄人物，而当时的当权者——革命者心目中的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更使他们的信念越发坚定，精神，也就更加崇高和纯洁，许多作家，感染于他们的境界，甚至有些作家就是从他们中成长起来的，这时，他们写出既符合革命的文艺方针要求，而又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奇怪，它本来就是真实的反映——精神真实的反映，生活真实的反映。而彼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或刚刚夺取政权不久，文艺政策还不是那么严厉，容许大方向正确下的些微暇疵，这也是这些作品得以诞生的条件。它确保了革命的作家们心灵的自由——这是真正的好作品能够产生的前提。而当革命成功后，继续革命，已不存在早前那样时常面临生命危险的巨大压力，这时，许许多多的人的激进，动机，就未必如过去时代一样纯洁，相反，作家们眼目中看到的，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势利——乘着大好形势，拿革命作护身符，追求个人的权势和荣名。追求解放时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在松懈，而与此相反，对这样一种人的自利本质的忧虑和对于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和修正主义势力的忧虑却使党的上层对于思想领域的管制越严，反映到文艺政策上，就是大众化方针越来越紧缩到只剩下一个坚不可摧的概念，任何活的创作，都必须以此概念为放大镜作详细检验。这样一来，活的生活，那里有崇高也有卑微，不能写，而按照概念，又并非生活本身，难于让作家们认可，这就造成了创作的枯竭。当然，即使图解概念，臆造生活中的人去套，也不乏人去尝试，这些人已丧失作家的真诚，也可以说丧失了人格，写，为的就是迎合，以图现实的荣名，这些人，严格来说当然不是作家。到此一步，文艺，也算亡了，只不过，帮了政治的忙倒是真的，不过此时政治在大方向上也错了，所以大家一齐都错了，混合在一起倒退。

这只是一个方面，即使大众化方针不象后来那么严格，以它为准的，也难以产生极其宏伟的作品，以及相应的杰出的作家。为什么呢？大众化，限定在大众的思想、感情、境界上，即使是革命的大众，境界很高，但也只是作为共性的力量显得宏大，而其中之任一个人，都是普通人，境界高，也不过是共性理想，并不具有杰出人物的超凡魅力，也没有他们宏大的思想境界。他们的思想境界，实是被革命中他们的伟大的领袖托高的，他们只是追随者，人，还是普通人。而伟大的作家，自身就有超凡的境界，超凡的人格力量，超凡的洞悉世界的才能，由他们按其境界、才能勾划而出的作品，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若他们按自己的才情挥洒，于文学世界当然是好事，而对于政治这一共性事业，却未必不相冲突，所以他们被限制了，他们只能在划定的方寸之地表演。而这样的限制扼制了他们的活力，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然有其才也难有与其才相对应的作品。这正是那些杰出的诗人作家在解放后再无有杰作问世的原因。当然，前述的政治高压是另一个原因，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总的来说，都是文学为政治作了牺牲。所以，大众化方针，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证政治使命的完成。

随着文革结束，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现象上是为了解决贫困的人民的物质需要，以及挽救由于多年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导致的极度空虚的国家实力，而在实质上，就是向着人的自然本质的回归。为什么这么说呢？自从解放后，一轮又一轮的运动，都是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观念和行为进行斗争，不允许自利行为，以强力维持人们平衡共进的局面，那时候最经典的口号就是斗私批修，强行割除人们的自利本质——唯当人们不再自利，才会认可在最高领导人那里业已概念化的均衡格局。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再没有生产热情，享受，毫不落后，付出时，就相互观望，出工，但不出力，从而生产始终上不去，表现于结果，就是解放业已几十年，人民温饱都不能解决，国家实力，对比资本主义世界也落下了巨大的差距。所以，现象上表现为物质生产水平的徘徊不前甚至下滑，而实质，则是人的自然本质被严厉压制的结果。相应地，改革开放，以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为目的，而实质上，则是对人的自然本质的妥协，通过允许人们的自利本质，甚至激励人们的自利本质，把原来积蓄着但不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推动物质生产高速发展，既满足人民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需要，也赖之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其实，不论解放时人们表现为共性的追求，还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以个人独进为特征显示出的巨大冲力，都是出于人的本质的合乎逻辑的表现。追求解放，仍然是自利，只不过由无数个私利集合而为公利，而为革命，而改革开放时，人们已越过这一阶段，在此时，个人追求表现为竞争，无法再同步，也就看不到革命时大家共为一体的壮观景象，思想境界，也因为共鸣的削弱甚至消失而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权的高层把人们追求解放时的巨大热情和高度纯洁的思想境界当作恒态，不过是失察于本质而被现象所迷惑罢了。人的本质，始终是一贯的，从古到今都一样，以后，也不会改变。

但是人的本质是不是就是自利呢？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这涉及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涉及未来人类的演进方向，不可糊涂，更不能错误。人，身体和灵魂共为一体，痛苦由他感知，快乐由他感知，他如果不自利，快乐如何获得？幸福如何获得？如果具体的个人都不能获得，又何来快乐的幸福的人类？只有他自己能感知，饿、痛别人都不能体察，他如果不自利，他如何能生存？如果具体的个人都不能生存，哪有人类？所以人的自利，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是不是就只是自利呢？如果一个人活着，但人类都消失了，他活的意义又何在呢？他的快乐和幸福建立在人类这个群体存在的基础上，他要从这个类中去获取，因此，便不能只是自利，群体，提供着个人所有快乐的内容，他，还必须利他。不单是从功利上说。为什么人怕看到血腥的场面？见动物活生生被杀，人都会涌起一丝寒意，当然，人的被伤被杀，更能激起人的悲悯甚至恐惧（当然对敌人又是一回事了，此时，自我保护战胜了一切），因为人是自爱的，由自爱，推及于同类，也就对他人甚至动物怀着同情和悲悯。自爱是天生的，同情和悲悯也就是天生的。所以，人绝不只是自利，还有充分的利他性，这种利他，首先针对自己的父母子女以及亲属，次则向朋友，向社会扩散，这种利他性，你可以看作利己的延伸，但和自利的严格含义对比，还是看出了利他是人的本质中固有的一极。

不单单如此，处于群体中，自利本质如何实现？如何才能得以最大程度实现？从人一出生刚睁开眼，他就和人们打交道，所作所为符合社会规范，符合人们意愿，人们肯定之，而越此规范，致他人受伤害，人们则予以鄙薄。由于人离不开群体，其快乐来自群体，他就需要这种肯定，而不愿被孤立，从而，也就形成为公利奋斗以取得群体肯定，进而实现自身的心理趋势（如果他人受伤害严重，完全可能遭受他人的严厉打击，从而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人从自身安全出发，也不敢为自利而危己，不过这是另一个范畴了，这是被动层次的遵从，不是主动追求）。任何否定，都会带来伤害，而否定一切否定，即达到彻底肯定，就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怎样获得彻底肯定？那就得以利群体全体为目的，以此为实现自身的方式，这个群体，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整个人类，总之，是当时情况下利益团体的极限。到此一步，就算是利己，它还是利己吗？已演变为完全的利他，以彻底利他为利己的实现方式，利己和利他实现融合，对立消失，在最高层次上统一。到此一步，人达到神圣状态。神圣，是存在的，它是人心灵满足的最高层次，由人的无限追求而来，当否定消失，无限实现，就达到了这种状态。但是，这毕竟是最高状态，它需要跃过另一些较低的层次才能到达，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些较低的层次终生难以逾越，所以这种状态虽然存在，但并非人人都能到达，或常常到达，常常到达的，只有人类中那些最杰出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并不少，勿须列举。那么那些羁绊人类大多数，导致他们无法超越，无法实现利己和利他高度统一的较低层次的需求是哪些呢？首先就是生存本能，其次性爱的需要是必须自利的，无法利他，再其次，人们社会名誉的获得也需要竞争，如果到达无争的高度，那不需要，但这需巨大的才能和优越的心理作基础，而一般人无此条件，就必须通过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以利他为方式展开，但自利本质无法不时时冒出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为生存奋斗就足以耗尽一生精力，要知道生存并不是活下来就足够，还包括如何生存得更好，这当中，就存在竞争，存在颜面问题，如果没有更远大的抱负超脱这些所谓颜面，人们就得为人的尊严在此一层次上拼争。而是否有远大抱负，是否能够超越，在人出生后到少年时期便已基本奠定，人是存在遗传差异的，到稍稍懂事后，这种差异混合着后天的努力，在对比中许多人就明白，无法越过另一些更杰出的人，那么在心理上，就会转向最基本的利益，而更高远的理想逐渐淡去。而这些人乃是人类中的大多数，他们无法达到利己和利他的高度统一，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来讲，也就显现为利己超过利他，利己，才是社会更为常见的特征。

两者都难，就看哪一个更难，更不可变更。对于人类来讲，它虽然大，可如果遭遇共性命运，大家来改变，又有什么绝不可行的呢？毕竟可由人自主调节，并非人之外的客观力量，人，无论如何到不了那一境地。因此，在对之下，还是需以改变现实作为选择，通过不断激发人的雄心，解放人的本质，在无限的发展中，高扬人的旗帜。不论多么难，都比后一种结局更能令人接受。活着，就必须要有活着的鲜明意义！

是的，我们要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文学需要方向，有它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显然，高扬人的本质，解放人的本质，在纯自利的社会氛围中打开一条通道，一条人从一般本质到最高本质都可以实现的通道，就是它的方向。为什么要由文学来承担这一使命呢？因为文学的本质，乃是人的最高本质，它聚集着人类最宏伟的理想，它是极至，由它而下，人类本质的每一层次都能看得清晰，以最高目的为方向，人类本质的每一层次都能得到解放。由于它的本质和人的最高本质合一，所以这也是它自身的解放。当然，也是向它的核心内核的回归。如果说在过去一定时间为着一个更高的现实目的它不得不作为附庸，在今天为着更高的目的它则必须作为主体，即它是核心，它是领衔者，纲举目张，以它为纲，规划社会格局，引领人类重新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样一来，目前的格局就只是通往更高理想的一个阶段。本来，当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时，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看待的，可是，当我们融入国际体系后，由于占世界主流文明地位的西方文明并没有新的方向，明确显示出它就是终局，因而我们自身往哪里去，就成为问题，没有新的方向，当今的西方文明也就成为我们的终局。诚然，我们的上一代人把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似乎并非没有方向，可是共产主义明显不符合人的本质，它乃是人们当处于极度贫困中时的阶段性理想，当人们从贫困中走出来，再无衣食之忧，人们就对它失去了热情；即使未来人们会选择它，但当今世界人类普遍不予接受，我们也很难直接把它当目标，而需通过若干过渡阶段，待人类普遍出于自觉愿意接受，才有了从制度上施行的可能。而在这过渡的若干阶段，也需要方向。所以不论我们是否把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在目前情况下构思新的方向，都是必须的。

而这样的构思必须把整个人类纳入视野。和过去任何时代都不相同，当今时代，人类已经融合，或接近于融合，任何构思如果只从一国出发，而不为世界广泛接受，都没有施行的可能，只能是空想。带携整个人类一同前进，只不过我们先行一步，才是切实可行的方向。所以，在前面对于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共性问题作了分析，能够克制其弊端，保留并发扬其优势，不但我们，整个人类都必有更为光明的未来。

那么，如何实施呢？必须明白，文学并非来自空中楼阁，它并不是孤立的东西，它乃是人的本质的派生，只不过它是人的本质的高端部分，这也就决定了，文学复兴决不只是复兴文学，而是推动人类本质的全面解放，在本质之前，还有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在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进程中，人的生命爆发出更高的活力，以此活力为基础，人类生活中最亮丽的部分——最符合人类本质的宏伟的文学，也就自然产生了。假如割除现实生活，人无有现实的功业，也便没有厚实的心理基础，人的本质便达不到高端，又何由产生宏伟的文学？因此，复兴文学，第一要务是弄清文学的本质，它和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的关系，文学中人，务必以推动人类整体不断进步为使命，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或持续保持宏大的心灵境界，此一崇高的灵魂流溢出结晶，才是最纯正的文学，最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文学。当这样的作品流布于社会，由于它来自最崇高的灵魂，来自于生命最闪光的时候，它也就可以提携人类，使更广大的人群得到鼓舞，他们因此心境更开阔，人生更有力量，不断追求更高的解放，文学也就发挥了作用，那么，作为文学创作者，他的价值才算实现了。但同时，文学本身又是个专业，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在各个方面用功，因此，对于社会的推动，主要是宏观的，文学中人，还必须把精力倾注于文学。要知道，当文学发挥了作用，人们精神因此得以升华，激情得以触发，整个社会更为朝气蓬勃，这也是一种功业。所以必须以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为目的，而又必须在文学专业里用功。

但这只是态度，是基本原则。如何化为现实呢？当如今的现实格局与这样一个理想局面相距甚远的时候？如何统合各个领域，以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认识到人类本质的全面实现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文学复兴也是为此而服务的，那么对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各领域——科学、文化、教育、工农业、商业，及保障安全的支柱——国防，就应继续推动，只不过明了各领域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中的不同职责，化解互相间的矛盾，克制可能的弊端，避免严重的不平衡。弊端、不平衡是现实存在着的，并不是一句空话。例如商业，我们本来为着基本生存，及进一步更优越的物质生活而发展它，但它发达起来，纯自利笼罩全社会，却堵塞了人的更高的本质表达的空间，社会风气，也一定程度受到污染；例如科学，那本来是人类进一步解放的可靠手段，也足以相当程度寄托人类的精神，可是它一枝独秀，它的客观性被人们等同于真理，却造成人的活性被扼杀，人的追求无限的本质，被机械的理性所肢解，超出了它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它的正确，带来的就不是进步，而是危害。而能够划分各领域的职责，使它们在人类不断解放的进程中各自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又不盲目，造成危害，就需以人的最高本质领衔，这就得发展宏伟的、纯正的文学，使人类的意志力、认识力达到可能的最高状态。而对各领域协调，归总的呢，则是政治，所以我们要建立优良的政治体系，使各领域的协调，人类本质的解放有可靠的实现手段。政治既具有归总的性质，它是人们表达权利、实现抱负的可靠工具，所以又另具有并不次于前者的另一项职责：提供人们表达意志，展示身手的舞台。政治，是人除基本生存外最重要的权利，是人权的主要内涵，所以我们要建立公平的政治体制，在传统中国，是靠科举体制来实现，但科举已不能复现，我们只能遵从国际趋势，采用相对公平的竞选。

但是这当中却并非没有矛盾。正是民主，当它发展到极端形态的时候，由于人们的形而下生活占的比重最大，普通民众也唯有对它最有切身感受，才造成物质生活畸形发达，并仍然发达下去，而人的更高层次的本质，却没有了空间。当这样一种状态发展到极端，人类前进的方向都迷失，我们就需要以特别的措施来解决。既民主，而又不使人类的崇高理想受到危害。如何解决呢？设想在伊斯兰国家进行普选，伊斯兰教义会不会被抛弃呢？不会，设想在古代中国进行普选，儒家学说会不会被抛弃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它们本从圣贤的思想中来，并非普通民众直观所感？因为它们从人的本质中引申、提炼而来，而又经过了长久教化，普通人民境界提高了，它成为人们精神的当然组成部分，人们依赖着，靠它维系精神体系，自然，也就不会因为民主，因为竞选而被损减。同样的，在今天人类精神的出路成为共性问题，纯正的文学正是解决这一重大难题的当然手段，我们也就可以把它置于民主之上，象另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一样，把它固定下来。就是说，通过宪法或特别法令规定它的崇高地位，人们可以自由竞选，但不得对它有任何改变。

确认了各领域的特定价值，理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统合它们于一个协调的体系内，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理想格局：在民主政治之下，人们有公平的政治权，可以踊跃参政，以政治为舞台实现自己的抱负，同时，科学、教育、经济、国防等各现实领域，由于人们的切身需要必将得到猛力发展，如同我们在民主国家中看到的，这些领域由于事关人们的生存和安全，普通民众直观地感受着，民主体制将自然导致它们的繁盛；而文学、文化呢？事关人类精神的核心，是人类本质的最高领地，我们把它置于最上头——普通民众并不易有切身感受，但它们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关乎信仰，关乎希望，是人类一切事业的灵魂所在。这样做，就是要确保高端，确保一些神圣的东西的存在，这些东西存在着，人生才会有无限追求，人生短暂，但充实饱满，肉生有限，而精神恒远。这是高端，真正能达到最上头的，只有人类中少数的杰出人物，并非大众，但杰出人物是大众的希望，是他们的楷模，是他们心目中的明天，唯他们存在着，并且不断向前，大众的激情才会不断迸发，追求超越，激励子孙，人类因之才能蓬勃发展。若他们都没有希望，整个社会往下压，人类整体精神都会厌倦，现实太有限，很快就到了头，甚至一开始就把一切看穿，人的快乐，人生本当具有的意义，也就于无形中消散。看整个文明史，都是这样发展过来。这乃是人类本质的必然要求，不分杰出和平凡，只是一般人做不到，他们自知不能影响大局，所以只能先把身边事做起来。这样做，不过是接续了历史，在特定的时代，为着同样的目的而采用不同的手段。

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文学自身会发生深刻变化，来回应它的职责。为什么呢？文学的崇高地位，是基于社会的需要确定的，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并不在肯定的范围，这就导致，为了社会给予的，国家给予的尊贵地位，文学从业者们会放正心态，把文学置于崇高的位置，胸怀远大抱负，以为人类领衔，或至少表达真善美为己任开拓前进。由这样的心态产生的文学，必是纯正的，宏伟的，最符合人类需要的文学。两相呼应，文学也就和社会高度合一，近现代西方曾有的，以及在今日中国出现的颓废现象，反文明、反理性现象，和社会互不兼容的现象，也就会消失，至少会极大程度弱下去。这样，社会又得到它所需要的文学，它所不可或缺的神圣的东西，而文学自身，也得到了救赎。当然，处于同样尊贵地位的，除了文学，还有文化。文化是一种普世价值，是基本的东西，但也是相对恒定的东西，我们要结合人的本质，结合社会的需要对它进行整肃，把它确定下来，予以推广，但它是相对固定的，不象文学那样，时时充满创造力，时时充满人的活力，所以从我们的激励出发，要更多地给予支持。但这不是文化不重要，基本的普世价值不重要，而是它业已相对固定，不需要时时激励。对于中国来讲，甚至世界，面对当今世情，发扬光大传统的儒家文化，非常重要，如何结合时代特点使它重新焕发生命力，从而净化我们的社会，整肃我们的灵魂，是个大问题，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不作深谈。

创造这样一种体制，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没有，不等于现在不能有，将来不能有，体制，是由人们的需要决定的，由世界的变化决定的。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有新的矛盾，过去任何时代不曾有过，就需以新的办法来解决，如果需要以体制的改变或创新为手段，那就得对体制作改变或创新。而这样一种设想，总的来讲都可归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置于民主之前，不容破坏，这就是集中，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原则统一起来，以硬性规定确保它的实现，但这并非不要民主，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作为原则的东西是否是民族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核心灵魂所在，是，则并不存在与民主相背的问题。民主，并非就是完全由底层人民来安排，而是只要他们能理解就行。都由底层人民安排，一个民族，以及人类，还有思想家吗？还有先进者吗？还用得着他们吗？就是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由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来并制定实施的，他们按照人的本质要求构思，并建立起来，由于它顺乎民意，为人民所乐从，也就建立并稳固下来了。但在他们创建之时，并未料到世界发展到如今局面后，它自身也暴露出深刻缺陷。所以，只要从人的本质出发，从人类大局出发，就不存在和民主相背的问题，对大众，还有个教育、提高问题，并不是纯粹的顺应。纯粹的顺应，国家不能发展，人类不能发展，世界，绝到不了今天这个局面。

在今天，也唯有中国能够创新，它也需要创新，来引导世界向更符合人类要求的理想社会演变。这在以前的文章里有详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有力量，中国是新崛起的强国，它有动力，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尚未定型的国家，它有可能，来实现率先跨越，迈出新的一步。而西方世界，他们已经定型，不容易演变，他们是老牌强国，难于创新，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呢，则没有足够力量，也缺乏浓厚的文化根底，也就缺乏文化自信来领衔。由中国的优势，它自身的需要和人类的需要，我们有必要，有信心来创建能够克服现代文明弊端的新体制、新文明，这个体制，这个文明，它的总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只不过是加深它的内涵，使它坚固地挺立，成为人类向未来正确演进的新的旗帜。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切，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由宏伟的文学领衔，理想主义的旗帜得以高扬，在宏大理想的鼓舞下，科学、教育、经济、国防、文化各领域都将蓬勃发展，政治将更纯正，也将更加活跃起来。由于最强大的意志力得以激发，我们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勇气挑战人类面临的一切困难。基本生存，我们一直不曾忽视，以后也不会松懈，更高的层次，直到生死，当威胁到人类追求理想的意志时，也要有勇气来破解。特别要提提死亡问题，这一直是动摇人类理想，人类信念的核心障碍，在几千年甚至更久远的人类历史中，都是由自发的以及由人类中最杰出的人物有意创建的宗教体系来解决，但当科学愈加昌明，这一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即使它仍然坚固，但主动权不在人手里，困惑也永恒地存在，如果死就是真正的终结，那么除了在生的感官享受，我们对于价值、意义，尤其对于无限的追求，确实都是庸人自扰，我们对于建立人类精神体系的努力，显得那么苍白。但是作为人，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这就不得不面对死足以终结一切的巨大艰难。不论我们的前人做得如何，我们都必须接受挑战，在社会发展到目前局面的情形下，出于对理想的无限追求，我们应从这些方面着眼：首先，立足于掌握主动，这就要靠不断的，无限的推动科学，来解决疾病问题，解决寿命问题，通过尽可能推迟死亡时间，来维护我们的信念；其次，或许更为根本，是更加深刻地研究宗教，推动科学向更深一步发展，在无法做到实证（从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活着回来，告诉我们另一个世界）的情况下，使科学对于未知世界的了解有更大的进展。或许，科学确实无能为力，它只是人的手段，出于人的大脑，到不了无限的高端，那么，当科学已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也就顺其自然：让宗教来统领未知领域，使信奉永恒的人们有他们的信念，不信的呢？既然不在乎生死，当然不用宗教安慰，但宗教的存在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危害。

不论如何，人类要继续下去，就必须要有理想，必须要挑战各种困难，永远在战斗中，永远追求美好的一切，这是不灭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人类早就夭折在中途。而追求理想，就要发扬文学，把我们内在的精神力量最大程度激发出来，同时，以此精神力量面对各种困难，在涉及人类理想生活和终极信念的每一领域都不断取得进展。在信念和不断的进步的双重鼓舞下，人类，接近或达到无限！

让我们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科学发达、教育先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文学活跃，人的本质得到充分解放的理想中国而奋斗！并以此为基础，鼓舞、协同人类迈向更加理想的时代！

晕了~这些文字看见我就晕~

可以理解，但写还是要写的。

看完楼主的这六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写的太好了,楼主从文学入手,层层递进,深层次的剖析了政治\人性\社会体制等的共性\矛盾与方向,文章一气呵成,睿智而大气,极具方向性.读来让人受益非浅.

 依我看,楼主一定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字人,更象是一个国策研究所里的研究员.呵呵瞎猜别见怪.

脸红了，但是还是感谢天笑朋友的赏识，希望我们在文艺复兴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到一起。

确实不同凡响